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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索额图由第一功臣变为第一罪人-【新闻】

发布时间:2021-04-05 21:16:15 阅读: 来源:泳裤厂家

清朝索额图由第一功臣变为第一罪人

索额图(?——1703),满洲正黄旗人,是索尼第三子,俗称“索三爷”,而《清史稿》误为“第二子”。逮治鳌拜,助康熙帝掌握实权,索额图实为首功。康熙帝授索额图国史院大学士。康熙九年十月,改内三院为内阁,索额图为保和殿大学士,任纂修《清世祖实录》总裁官,十一年告成,加太子太保。仅几年时间,索额图便由侍卫跃居高位,其升迁之速,大概只有干隆朝的和珅可以与之相比。

索领图兄噶布喇之女是康熙帝皇后(孝诚仁皇后),康熙十三年生太子胤礽。索额图是太子外叔祖叔父,史载“索额图生而贵盛,性倨肆,有不附己者显斥之。与朝士独亲李光地”。时明珠因主张撤藩,符合皇帝的意图,受到器重,授武英殿大学士,入阁办事。明珠与索额图同柄朝政,二人因主张不同,早有夙怨,因而相互倾轧,各结党羽。“明珠则务谦和,轻财好施,以招来新进。异己者以阴谋陷之,与徐干学等相结。”(《清史稿》卷二六九,《明珠传》)二人为树立门户,均不分满汉、不论新旧,于官僚集团中广为朋比交结,于朝政各执一端,以人论事。索额图善待太子,明珠则反之,朝廷中有侍皇太子者,皆阴斥去。在康熙朝,除了鳌拜,威胁皇权的权臣,就是索额图与明珠。就权势与地位而言,二人可谓势均力敌。索额图的特点是嚣张,明珠则阴险。

康熙帝为人宽厚,虽然索额图有“撤藩激变,请诛建议之人”的奏议,但是并没有因此失宠。索额图权势依旧,在内阁办事作风专横。如康熙十八年,京察,翰林院掌院学士拉萨里、叶方蔼对于侍读学士顾八代在镇南将军莽依图军中的功绩予以“政勤才长”的评语。索额图擅自改为“浮躁”。按照清朝制度,“浮躁”例应降调。将军莽依图上疏为顾八代表功并请委以副都统职,参赞军务,顾八代之委屈始得申。

康熙帝说,索额图、明珠二人结党相倾,“徇庇党羽,图取财赂,作弊营私。种种情状,朕久已确知。”召索额图等至干清门,历数朋党之祸。康熙说: “人臣服官,惟当共同不懈,安靖国家,一意奉公。如或分立门户,私植党与,始蠹国害政,终必祸及家身。历观前代,莫不皆然。在结纳植党者,形迹诡秘,人亦难指摘,然背公营私,人必知之。凡论人议事之间,必以异同为是非,爱憎毁誉,公论难容,国法莫饶。百工臣僚,理宜痛戒。”(《康熙起居注》第318页)这是对两位权臣的公开警告,但这主要是针对索额图的。

康熙十八年(1679年)七月,京师地震。左都御史魏象枢借机上书指责索额图怙权贪纵,请皇帝严加谴责,以回“天意”。康熙召索额图及诸大臣,命明珠传旨: “今朕躬力图修心自省……尔各公亦宜洗涤肺肠,公忠自矢,痛改前非。”“且尔等自被任以来,家资颇已饶裕……今见所行,愈加贪黩,习以为常”,倘若再犯,“国法俱在,决不宽贷”。又御书“节制谨度”赐索额图。这明显是对其贪黩骄纵之习,委婉地示以戒饬。皇帝修身养性而大臣贪赃枉法,实在是不可思议。康熙帝对索额图之结党与贪纵一再警告,而“吴三桂之乱,索额图时参谋议,从未发一善策”(《康熙起居注》第1994页),又无功绩可言。

索额图已知“圣意”不悦,翌年(康熙十九年)八月,以生病为辞,请解大学士任,康熙帝立即允准。但也不完全予罢斥,“命于内大臣处上朝”,授议政大臣职。索额图既罢阁,然其贪纵之习不改,康熙帝乃再加以惩创。索额图弟心裕袭父爵一等伯,任銮仪使,贵胄子弟素行懒惰,屡次旷职。康熙帝故意命索额图议处,索额图拟罚俸一年。其弟法保袭父爵一等公,任内大臣,也因懒惰革职,仍然我行我素,索额图纵容法保,不加训诫,康熙帝借此对索额图严加训斥。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三月,谕议政王大臣说: “且索额图巨富,通国莫及。朕以其骄纵,时加戒饬,并不悛改,在朝诸大臣,无不惧之者。”命严加议处。索额图被革职,两个弟弟也受到惩处。康熙帝不过是要警告他一下,不久又复起用。由此可见,康熙帝对大臣之宽容。也是因为索额图的身份特殊,并有擒鳌拜之大功。

康熙二十七年(1688年),朝廷派索额图为代表,兵部督捕副理事张鹏翮为副使,率领使团,前往尼布楚与沙俄代表进行边境谈判。但是,由于噶尔丹的叛乱,道路中断,中俄代表团均被阻在半路,谈判没有进行。康熙二十八年(1689年),索额图、佟国纲在尼布楚同俄罗斯代表戈洛文举行边界谈判。这时,张鹏翮已外迁浙江巡抚,前方将领萨布素、郎坦奉命随行。谈判地点设在尼布楚城外临时搭起来的帐篷里。

谈判一开始戈洛文就自欺欺人地说: “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属于俄国的。”

索额图问: “俄罗斯这个国家到底有多古?”

戈洛文说: “还在17世纪初的时候,俄罗斯人波雅科夫奉沙皇之命,已到过黑龙江,把那里认定为俄罗斯的领土。”

索额图反驳说: “比波雅科夫的祖父还要早得多的时候,中国皇帝就已经领有贝加尔湖以东的所有土地。尼布楚本是我茂明安部落的旧址,雅克萨原系我喧斡尔总管倍勒尔的故居。环绕黑龙江的左右,均系我属鄂伦春、奇勒尔及赫哲、费雅喀等族所居之地,历来属中国管辖。这有赋税册子可以为证,如果贵国有此种记载,不妨拿出来示众。事实是,贵国四十多年前才远足到此地,把我国土地强行霸占为己有。我奉中国皇帝陛下指示建议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为界。”

戈洛文又说: “达斡尔土地的合法占有者,根特木尔酋长已自愿加入俄罗斯国籍,所以他领有的土地自然而然地归属俄罗斯所有。”

索额图驳斥说: “根特木尔是大清国的臣民,他领有的土地更是大清的土地。即使他个人叛国,达斡尔的土地仍然是中国的领土。他叛逃到贵国,我们要求贵国把他交还给中国。我国也收留了贵国的一些人,按照贵大使的逻辑,那么是否可以说,他们原在贵国的地方都应归属于中国吗?”

17世纪的俄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,侵略性极强,根本就不讲道理。他们只有在战场上打了败仗,才会走到谈判桌边来。然而,即使是坐在谈判桌边,他们仍然是一派强盗口吻。戈洛文故意把清朝的土地说成是酋长的土地,在逻辑上玩弄偷梁换柱的小把戏,简直是在糊弄小孩子。索额图是清廷内部的强硬派,他是主张寸土不让的,其他几位代表都是亲身参加过抗击沙俄的军人,也是强硬派。但是他们面对的是谈判桌上的高手,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谈判往往是精神和意志的竞赛,沙俄更是背信弃义的专家,文化落后的满人当然不是他们的对手。这里还有更深刻的原因,俄国的政治比清朝的政治更有弹性。具体地说,索额图等人如果不能完成谈判任务,不订条约空手而归,就要倒霉,起码要被视为无能,可能闲置,退出官场。而俄方代表并没有这种顾虑,因为即使签订了条约,他们也不打算遵守,沙俄的既定国策是永远地向外扩张,清朝的既定国策则是闭关锁国,政治制度更是僵化,丧失活力。从另一个角度比较,则可以说是两国皇帝的较量,彼得大帝确实比康熙大帝略胜一筹。

自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六日,双方经过十几次谈判,终于达成一致。1689年的《尼布楚条约》的签订,是中俄关系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,它是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的中俄第一个边界条约。

其后,索额图又扈从康熙帝出征噶尔丹。明珠也在军中参与军机。清军初战失利。康熙帝也许是一时烦恼,不幸染病,令各军统归和硕裕亲王福全指挥。清军分为三队两翼迎敌,索额图、明珠等协助大将军福全指挥全军,八月初一,清军于乌兰布通击溃噶尔丹军,但福全等未能乘胜剿灭,致使噶尔丹逃去,廷议众人之罪,索额图罢议政,降四级留任。

康熙三十五年(1696年),康熙再次亲征噶尔丹,内大臣索额图随之。噶尔丹扬言: “今领俄罗斯炮手鸟枪兵六万,再等俄罗斯兵六万至,即顺克鲁河而下。”“若他们能打败满洲人,他们就直接进军北京,若他们征服了皇朝,他们将伙分地盘。”(《张诚日记》,《清史资料》第六辑194页)这一消息使索额图、大学士伊桑阿大惊。此时,西路军为风雪所阻,不能如期与中路军会师,中路军因之突前。索额图与伊桑阿等奏请回銮,以使中路军脱身,只留费扬古西路军单独迎战。康熙帝愤怒地痛斥道: “朕为一意前进,以剿灭噶尔丹为念。况尔大臣俱系情愿效力,告请从军之人,乃不奋勇前往,逡巡退后,朕必诛之。不知索额图、伊桑阿等视朕为何如人……且大将军费扬古兵,与朕约期夹击。今朕失约即还,则西路之兵不可问矣!”(《亲征平定朔漠方略》卷二二,第23页)如果真有俄罗斯兵参战,西路军单独迎敌,必败无疑。康熙帝为索额图退兵的建议感到羞耻,激愤得泪流满面。索额图等免冠叩首,说: “臣等真怯懦妄奏,死无地矣!”(同上)索额图临敌怯懦,缺乏英雄气概。康熙帝临危不惧,可以媲美于唐太宗李世民,开创的盛世也类同。

西路军在费扬古、孙思克的指挥下与噶尔丹血战于昭莫多,噶尔丹惨败,仅以身免。第二年(康熙三十六年)二月,康熙帝再出师宁夏,索额图扈从。三月,噶尔丹败死。叙从征诸臣功,索额图复原级。上次吴三桂之乱,索额图就表现懦弱,每次到关键时刻,索额图都是如此,尤其是这次遭到康熙帝的申斥,无颜再入朝事君,康熙四十年(1701年)九月,借口年老乞休。

人最根深蒂固的缺点就是死不认错。索额图犯有大错,而受到康熙帝的薄惩。他非但不感激,反而对康熙帝极其不满,多有怨言,又不甘心寂寞,就投靠太子胤礽,结成太子党,非议国事,企图东山再起。这似乎也不失为一着有远见的棋。

胤礽是康熙十四年(1675年)立为太子的,时年不足两岁。他自幼由康熙帝亲自教以诗书,“告以祖宗典型,守成当若何,用兵当若何,又教之以经史,凡往古成败,人心向背,事事精详指示。”又为其善择辅导师傅。可惜,太子冥顽不灵,结交匪人,熏染恶习,肆恶虐众,曾当着康熙帝的面,将师傅推下水去。他对诸位皇兄弟极少仁爱,对父皇也绝无忠爱之念。每次康熙帝亲征噶尔丹,皇太子留守京城,都是荒忽政事,亲昵匪人,有人将太子蜚语奏闻于康熙帝。康熙帝回京,只得将太子左右亲近之人置于法。康熙帝说: “朕出师宁夏后,皇太子听信匪人之言,素行遂变,自此朕心眷爱稍衰,置数人于法,因此外人窃议皇太子不孝,所行不善,遂自此始。”(《清圣祖实录》卷二三五,第23页)

索额图遭申斥,太子失宠,两人皆心怀不满。太子与索额图勾结一处,引阿迷达、麻尔图、额库礼、温待、邵甘、修宝等为党羽,如温待、额库礼,本是犯罪流徙之人,因其年老,令回京师,乃与索额图结党,谋议国事,妄自怨恨。他们趋奉太子,希冀新君即位,以实现自己的野心。

康熙四十一年(1702年)十月,康熙帝南巡,太子胤礽随驾,至德州,太子病重,康熙帝留驻,召索额图自京师来德州侍胤礽疾。太子久病不愈,康熙帝决定先行回京,留太子在德州调养。他们在德州一月有余,索额图乘马至太子住所中门方下,按皇家礼法,这是死罪。太子却不加责怪。而索额图亦助太子为虐,索额图怀私倡议,凡太子御用诸物俱用黄色,所定一切仪注,几与皇帝相似。这些不法情事被康熙帝“访知”,于是康熙帝决定对索额图严加惩创,连发上谕切责之。

康熙四十二年(1703年)五月十九日,康熙帝命将索额图拘禁,并传谕说:

尔任大学士时,因贪恶革退,后朕复起用,尔并不思念朕恩。即若养犬,尚知主恩,若尔者,极力加恩亦属无益。朕差人搜与尔行走之江潢家,得书字甚多。朕亦欲差人到尔家搜看,但被尔牵连之人甚多,举国俱不得安,所以中止。朕若不先发,尔必先之,朕亦熟思之矣。朕将尔行事指出一端,就可在此正法。尚念尔原系大臣,朕不忍心,但若著尔闲住,又恐结党生事,背后怨尤议论,著交宗人府与根度一处拘禁,不可疏放。(《清圣祖实录》卷二一二,第15页)

谕旨中“朕若不先发,尔必先之”一语,表明索额图助太子“潜谋大事”似乎到了有所行动的地步,再从“被尔牵连之人甚多,举国俱不得安”一语中,又可窥见从者颇众。由于事关太子,宫廷内幕,讳莫如深,“不可宣说”。康熙帝采取断然措施,对索额图及其同党中的主犯严加惩处。在拘禁索额图的同时,将其子并家中主要成员一并拘禁。索额图同党额库礼等“俱著锁禁”,同祖子孙在部院任职者,“俱查明革退”。再传谕旨: “著晓谕门上大人与众侍卫等,若尔等在索额图处行走,必被索额图连累致死。”此上谕乃专为隔绝皇太子与索额图的联系而发,严禁宫门大人与侍卫与索额图往还。索额图于五月十九日被拘禁,七月初二以前,于禁所被处死。

索额图与康熙帝的矛盾是权臣与皇帝的矛盾。“索阁老者,皇后之叔也,专权用事,贿赂公行,人多怨之。”(《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》第十册,第4038页)索额图的权势初在明珠之上,后来明珠的地位上升,明珠与索额图的“形势相埒,相互倾轧”。在当时有这样一则时谚,说: “要做官,问索三;要讲情,问老明。”又有一则民谣,说: “天要平,杀老索;天要安,杀老明。”他们都曾被革职,又被再次起用。康熙帝几次惩处索额图之后又予以重用,明显的是利用他来牵制明珠。事实证明,这并不高明,反倒搞得皇帝自己身心憔悴,因为其中又牵扯到太子的废立问题。索额图之罪是“议论国事,结党妄行”,后来又说是“潜谋大事”,这是篡位的委婉语。确凿的证据是没有的,也不需要那么严谨,康熙帝又不是书呆子,既然索额图当年曾经参与了康熙帝“潜谋大事”,逮治鳌拜,他的最大功绩也就成了他最大的可疑点。既然当年可以是本朝第一功臣,如今就可以成为“本朝第一罪人”。这真是“功臣不可为”呀,后来年羹尧的幕客汪景祺作《功臣不可为》一文警告年羹尧,也是说对了。这是一条永恒的原则,某些时候即使是小人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。如今,人们看到有人躺在地上奄奄待毙,围观者都见死不救,这现象背后也有“功臣不可为”的意思,有很深的历史教训。

索额图一旦与太子结党,就只有两个结局: 一是“潜谋大事”成功,一是被康熙帝处死。如果康熙帝不是对太子绝望,索额图如果不是与太子结党,当不至于被康熙帝制死。索额图被拘禁后,“人们仍旧怕他”。以为太子终有登基的一日,甚至竟有人欲将他救出来。康熙帝不能不将索额图置于死地而后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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